读张大千藏画集《大风堂名迹》

由于本文篇幅的原因，除了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外，我在此只能抄录《大风堂名迹》中的部分名作：董元《江堤晚景图》、《潇湘图卷》、《溪岸图》、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卷》、宋徽宗《祥龙石图卷》、《竹禽图卷》、李结《霅溪渔社图卷》（《大风堂名迹》中为王诜《西塞渔社图》卷）、郭熙《树色平远图卷》、马远《采梅图》、刘松年《春山仙隐图》、阎次平《风雨维舟图》、梁楷《泽畔行吟图》、李迪《寒柯山鹧图》、钱选《渊明扶醉图》、赵孟頫《松水盟鸥图》、黄公望《天池石壁图》、《秋岩叠嶂图》、吴镇《渔父图卷》、《竹石图》、倪瓒《春藤古木图》、《秋林野兴图》、王蒙《夏山隐居图》、方从义《武夷放棹图》、陶成《云中送别图卷》、吴伟《玉缸春酒图卷》、《武陵春写照图卷》、沈周《舟寓图》、《秋林静钓图》、文徵明《孔子像》、唐寅《苇渚醉渔图》、仇英《沧浪渔笛图》、《渊明扶松图卷》、陈淳《松崖泛棹图》、董其昌《设色云山图》、《写王维诗意图》、陈洪绶《梅花竹石图》、《长松高逸图》、张风《渊明嗅菊图》等等，另外，还有王时敏、王翚、吴历、恽寿平、弘仁、髡残、查士标等人的作品。

[五代]董源《潇湘图卷》

上述藏品其实仅仅是张大千许多藏品中的一部分而已，他在离开大陆时，由于飞机舱位的原因，他只能携带极少的行李，许多藏于上海和成都等地的藏品未能带走。而那些“散佚”在国内的藏品，近年曾屡现于拍卖市场中。《大风堂名迹》中除了董元《潇湘图卷》、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卷》、宋徽宗《祥龙石图卷》和方从义《武夷放棹图》等后来连续转卖给了大陆文化部文管局外（今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），而绝大多数的藏品先后卖给了日本的私人收藏家，以及美国的王季迁、顾洛阜、沙可乐等人。也有些藏品今藏处不详。

[五代]董源《江堤晚景图》

此处有一些题外话，张大千曾经想将自己收藏的部分名迹卖给台湾方面，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也颇有购藏之意。但由于台湾当局资金紧缺的原因而未能如愿成交。《潇湘图卷》和《韩熙载夜宴图卷》后来因抵押给银行而无力赎回，据说经朱省斋中介卖给了大陆方面在香港收购文物的代理人徐伯郊。但当年大陆文物部门在香港收藏文物时的交易细节均是极为保密的，而《潇湘图卷》和《韩熙载夜宴图卷》却被人有意曝光，以致世人皆知。因此引起了台湾有关方面的震怒，也使得张大千在台湾的一批好友处于非常尴尬为难的境地。这也可能是张大千与朱省斋两人后来最终“绝交”的原因之一。至于宋徽宗《祥龙石图卷》和方从义《武夷放棹图》，究竟是通过何种途径卖给大陆文物部门的，因徐伯郊手里的有关此方面资料至今尚未解密，所以难悉其详。据传当年徐邦达曾经秘密前往香港，鉴定和带回中央政府文化部文管局（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）所购的一批古代书画。徐在收藏家谭敬手里购得一卷元人张逊的双钩墨竹图卷（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），但在交易时，徐、谭两人曾私下约定，此图交易价格将永不外传。

[元]吴镇《渔父图卷》

张大千在1954年为《大风堂名迹》所写的序言中曾经说过：“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来所无，仰知吾之精鉴，足使墨林推诚，清标却步，仪周敛手，虚斋降心，五百年间，又岂有第二人哉！”口气的确很“牛”，项元汴、梁清标、安岐、庞莱臣等古今那些大鉴藏家皆不在他的眼中。张大千的确是当今一流的鉴藏大家，这无庸质疑。但他在鉴定上是否有失误？绝对是有的。比如宋人李结的《霅溪渔社图卷》（今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），图上并无名款，但拖尾纸上有宋人范成大、洪迈、周必大、王蔺、阎苍舒、尤袤等人的题跋，均明言是宋人李结（次山）的渔社图。但到了董其昌在题跋时却变成了王诜的《西塞渔社图》，此实其是董氏在有意“误读”，欲借王诜之名而昂其值。而张大千竟在此图的鉴定上“吃现成饭”，跟随董氏的鉴定而为。关于《霅溪渔社图卷》的鉴定详情，可参阅傅熹年先生的《访美所见中国名画札记》一文（见《傅熹年书画鉴定集》，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），以及翁万戈先生编的《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》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）一书。

[元]王蒙《夏山隐居》

在《大风堂名迹》中，以我的拙眼而观，某些名迹是否是真迹，颇多存疑。董元《江堤晚景图》（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），此图或是元人佚名之作。又如文同《折枝图》，图上的苏东坡题跋明显就是伪迹。黄筌《食鱼猫图》、崔白《秋兔图》、黄公望《秋岩叠嶂图》、冷谦《黄山硃砂庵图》、李衎《翠竹新笋图》、倪瓒《秋林野兴图》、王渊《牡丹图》等皆是存疑之作或伪作。其中冷谦《黄山硃砂庵图》是伪作，它其实是冷谦《白岳图》的临摹本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幅冷谦的《白岳图》，分别著录于《石渠宝笈》初编和续编，均为养心殿收藏，两图从未流出过清宫内府。徐邦达认为一真一伪，著录于续编中的一幅，即图上有嘉庆和宣统鉴藏印者为真。可参阅徐先生所编著的《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》（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）一书。也曾著录在朱省斋的《艺苑谈往》（香港上海书局1972年）一书，以及伍蠡甫主编的《中国名画鉴赏辞典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）一书中。所以张大千购藏冷谦《黄山硃砂庵图》，实属“走眼”误鉴。另外，第一集中吴湖帆旧藏恽寿平《茂林石壁图》，吴题为“天下第一恽南田画”，此图后来转卖给了陈仁涛，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。徐邦达鉴定此图实系伪作。

[明]八大山人（朱耷）《荷花鸳鸯》

张大千是世人皆知的石涛和八大山人的“伪作大师”。那么，在《大风堂名迹》的《八大山人专辑》和《清湘老人专辑》中，是否有伪赝之作混入其中？以我的鉴赏拙眼来看，应该有伪作，甚至不排除其中有张大千自己的“杰作”隐匿其中。傅申先生是研究石涛和张大千的专家，他在《张大千与石涛》一文里没有发现。王方宇先生是研究八大山人的学者和收藏家，他在《八大山人书画的赝本》和《张大千先生与八大山人》二文里也未发现。《八大山人专辑》中的第五幅《荷花芦雁图》（署年“戊寅”）后归王方宇收藏。张大千在伪制古书画时，所用印章分为锌版和木版两种。但印泥较薄，虽然用的是古旧印泥，但印文和印色有意模糊不清。而在《大风堂名迹》刊印的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里，印文大多较为清晰。《清湘老人专辑》中有一套《宋元吟咏》册，共有八开，图上石涛所题诗句均为宋元人所作。另有一册“双胞胎”之作，曾为香港刘作筹（均量）旧藏，现藏香港艺术馆的《宋元吟韵》册十二开，册中所题宋元人诗句几乎与《宋元吟咏》册相同，但构图有异。我因此怀疑此《宋元吟韵》册是伪作。《宋元吟韵》在1929年7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影印出版，黄宾虹先生题签为石涛（大滌子）之作，此图册极有可能是张大千的“杰作”。张大千早年伪赝古书画，绝非是单纯意义上的“笔墨游戏”或好强争胜，其实不无射利之心。后人当无需为之洗白，污点就是污点。张大千晚年也曾坦言自己是“用笔用墨的骗子”，并说自己在伪赝石涛书画时，在题跋方面是故意留有破绽的。

[明]弘仁（渐江）《黄山蟠龙松》

据傅申先生的推测，张大千一生收藏的石涛作品约在三百件（套）左右。而我也推测大风堂收藏的八大山人书画作品，也起码在二百件左右。2008年7月，我曾在上海敬华拍卖公司的春拍预展上，鉴赏过一幅张大千旧藏，后赠送给弟子何海霞的八大山人《奇石棲禽图》轴。图上有“大风堂珍藏印”和“吾师大千赠海霞珍藏”印，水墨纸本大轴，精彩异常。虽难以鉴定真伪，但仍久久不忍移目他视。我当时窃想：“此图即便不是八大真迹，亦可谓‘买王得羊，不失所望。’”

[明]石涛（道济）《长松老屋》

张大千晚年曾经在《故宫名画读后记》一文里，总结了自己一生的鉴赏经验：“夫鉴赏非易事。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，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，无由识其深。其入之已深，则好尚有所偏至，无由鉴其全，此其所以难也。盖必习之以周，览之也博，濡之也久，其度弘、其心公、其识精、其气平、其解超，不惑乎前人之说，独探乎斯事之微，犀烛镜悬，庶几其无所遁隐，非易事也。”说得真好！但我从《大风堂名迹》中的某些藏品来看，张大千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像他所说的那种鉴赏境界。尤其是在宋元绘画的收藏方面，其中不无伪作或存疑之作，而有些则是有意误鉴。如果与同时代的张伯驹、张葱玉等鉴藏家的藏品比较，似乎在鉴赏境界上稍逊一筹。张大千当年之所以不惜重金出版《大风堂名迹》，其实也有一种广告营销之意。因为他后来陆续将其中的诸多名迹变卖一空，而所谓的“敌国之富”(张大千鉴藏印），也犹如云烟过眼，梦幻一场。但张大千在20世纪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力，则是勿容置疑的。知世论人，理当如此也。

[唐]莫高窟发现花供养菩萨

张大千《大风堂名迹》四集共收入古代书画作品115件（册），其中有四件是莫高窟佛教题材作品，材质不是纸绢，可能是粗布或麻布。《大风堂名迹》1955年冬在日本东京精印初版，1978年9月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影印再版，但以上二种版本早已绝版，故国内读藏此书者极少。在许多研究张大千的专著或论文中，有关《大风堂名迹》刊印古代书画的件数或作品名称均语焉不详，有些甚至张冠李戴，错谬颇多。

（文：万君超）

来自成都诗婢家的消息，读藏此书的机会来了！诗婢家携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，以《大风堂名迹》1955年日本便利堂版本为蓝本，诚心编撰，再版而成。